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来，我眼里的大人，如少年般意气风发。
至于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从早玩到晚，每天都像泡在蜜罐里一样开心。但要说最高兴的时候，那还是要数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摆上一个糖盒招待小朋友。

我不爱吃糖，但对糖纸的喜爱胜过任何人。
我会把收集来的糖纸一张一张攒起来，放在褥子底下压得平平整整，然后用尽心思，按照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图案，随意裁剪，最后把自己的创意贴在爸爸作废的记账纸上，满满一大张，就像飞舞的花蝴蝶，又像《大众电影》的彩色海报。
所以，嗜糖纸如命的我早就瞄准了过年的好时机。
那时候，老家讲究初一到亲戚朋友家拜年，小小年纪的我总是在忙不迭声向长辈问上一声“过年好”后，眼光就再也离不开糖盒了。我会迅速识别出没有收集过的糖纸，然后统统把糖拿给边上的大人吃。
不管是酥糖，还是软糖，或者酒心巧克力，亦或那种无论横着咬、竖着咬、斜着咬，中间都是十字的神奇糖，在我眼里都只有糖纸的不同。我眼巴巴地瞅着他们把糖放到嘴里，然后欣喜若狂地拿起糖纸，小心翼翼放到衣服口袋里，起身告辞奔赴下一家糖盒，完成梦寐以求的拜年仪式。
后来上了小学，依旧喜欢糖纸，但是那时已经逐渐知道钱的好处，开始沉浸于领压岁钱的喜悦。
其实我要钱也没有用，爸爸妈妈在我和姐姐身上从来没有节省过。他们用最好的布料给我们做最时髦的新衣服，我记得，我穿过当年流行的大喇叭裤还有紧身裤。后来他们有朋友去北京跑运输，过年时，妈妈总是让朋友从北京给我们带回北京孩子穿的最新款。
我之所以喜欢压岁钱，是想把它送给爸爸妈妈，因为我觉得他们用在自己身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明年再说吧”。爸爸的自行车该换了，“明年再说吧”，妈妈的皮鞋不那么新了，也会是“明年再说吧”。我很希望她们嘴里的那个明年快点到来。

还有，那时，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一年，总是会在年底的时候，商量着用攒了一年的钱往家里置办一个大件儿。我记得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带电子琴的落地录音机、席梦思床，还有明亮的组合柜都是在年底的时候，爸爸妈妈郑重其事商量好几天后添置的。
我想把压岁钱给他们，这样，明年他们再想添置一个大件儿时，就不用再盘算来盘算去。
说到压岁钱，那时我还闹过一个笑话。爸爸是会计，受爸爸影响，我也像模像样地找来小本，把收到的压岁钱工工整整记账。但是有一次，我提前登记了一笔压岁钱，在还没有领到手的时候。
爸爸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我的马大爷，每年马大爷给我的压岁钱都比别人多。
如果当年的标准是2元，那么马大爷就会给我5元，如果是5元就给10元，后来那年压岁钱的普通标准已经是10元了，我很期待马大爷到底会给我多少钱。
我先是跑去问妈妈，妈妈说，也没有20元的面值，50又太多了，应该还是给10块吧。可我觉得不是，我在本子上提前端端正正先记上了20元，我想，没有一张正好面值的，那也可以给两张吧。
终于，马大爷一家带了精美的点心来我们家吃饭，他从口袋里掏压岁钱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觉得如果和我记的数不一样，自己会很没面子。
但是让我开心的是，大爷真的如我所愿，给了我两张崭新的10元人民币。记得当时我拿着两张新票原地旋转了一圈，连谢谢都没顾上说，就跑到西屋，找出账本，把上面用铅笔写的20一笔一划描成了圆珠笔。
爸爸他们觉得我特别好笑，他和马大爷一起凑过来看我趴在那里改账本，爸爸开玩笑地说：“你大爷幸亏给了20 ，这要是给10块，今天也不知道你们爷俩谁脸上会挂不住！”
当时我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我只记得他们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很长时间。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怕我过年失望，大年三十的晚上特意骑着自行车跑到马大爷家，告诉他过年记得给我20块压岁钱。
那时我们家住在县城东关，马大爷家住在县城西关，那时，没有电话，那时的冬天也特别冷，整整一冬天雪都不会化。可是爸爸，还是觉得有跑一趟的必要。
其实现在想想，那时我虽然懂事了，却还是个孩子，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不明白压岁钱就是一个换来换去，逗孩子开心的过程。我只是觉得给爸爸妈妈很多压岁钱，我会感到很自豪。

再后来，我就又长大一些，开始知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过年的唯一期盼，变成过年的时候可以脱下棉裤，换上厚毛裤。因为穿棉裤确实太笨拙了，踢毽子，腿都没法往回弯，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像笨笨的企鹅一样不灵活。
所以，一到过年，我就嚷嚷着要穿毛裤，我想既然是新春快乐，那我觉得春节就是春天的开始。
妈妈拗不过我，于是，每个冬天都会提前织毛裤，她用两股细细的毛线织啊织，白天晚上不停地织，这样大年初一早上，我就可以穿上厚墩墩却软乎乎的新毛裤。那时，在小伙伴中，我踢的毽子个数总是最多，实在是拉风极了。
我记得新年那几天，心灵手巧的妈妈还会用缝纫机给新买的电视机或录音机做一个素雅的罩子，上面绣上好看的牡丹和蝴蝶。我现在想想，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挤出那么多的时间，干着那么精致却繁琐的事情。
但我知道妈妈一定累得特别喜悦，看到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妈妈肯定做梦都能乐出声来。
再后来，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似乎昨天我还满大街跑着玩，今天就已经成了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
我变成了家里最权威也最忙碌的那个人，可是无论多忙，过年对我来说都是头等大事，对于远嫁离乡的我来说，过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老家，和家里人一起照上一张全家福。
而不知不觉中，爸爸妈妈已经变成了老年人。可是我发现，他们似乎比年轻时更爱臭美，他们现在就向我小时候一样，一到过年就要“抖抖单”。
他们会在过年的时候脱掉穿了一冬的羽绒服，换上冷暖自知的皮夹克和大衣；他们会把头上不太茂密的头发摆得整整齐齐；他们一遍一遍把皮鞋擦得锃亮；他们把辛苦了一辈子的腰板尽量绷直；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高兴得红光满面，就像羽西广告一样“红蕴新生”；他们像个孩子一样，尽情享受着我们对他们毫不吝啬的赞美“越来越年轻了”。
可是我心里知道，爸爸妈妈真的已经老了，当他们在厨房准备大餐时经常有点力不从心。但每次，当我提议去饭店吃年夜饭的时候，他们都会拒绝，他们觉得能做这一大桌子菜，能招呼儿孙们在自个家吃饱喝足玩得尽兴，他们就还没有老。
我不再勉强，也不再多说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所能，多择一点菜，多洗几个碗，瞅准时机多抢着喝两口他们杯中的酒，多在他们的银行卡上增加一笔他们可以炫耀的数字。

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年味越来越淡，现在过年不像以前那样热闹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对于远嫁的我来说，过年永远意味着回家，意味着那仅有的几天假期，可以在爸爸妈妈身边略微尽一点孝道，意味着可以抓紧时间教会他们一个微信的新功能，意味着帮他们学会在支付宝上领一毛钱的红包，至于别的，晚会精不精彩，爆竹可不可以燃放，那都是锦上添花的配菜，可有可无。
也许再过上很多年，我孩子的孩子会离我更远，他们可能只能在国外用视频给我拜年，到时他们可能也会感慨，年味越来越淡了，他们会说：“我们小时候，那都是能见面的……”
也许又过了很多很多年，我后代的后代，他们在各个星球上，用一种我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出来的方式，互相说着“过年好”，他们泪眼婆娑地回忆着：“记得以前我们一起在地球过年的时候……”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其实，过年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只要国泰民安，只要家和万事兴，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牵挂，无论在哪里，无论用哪种方式过年，岁月静好，我们每个人心里荡漾着的一定是幸福。而所谓年味，其实永远都是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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